近几十年来，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中取得成功，主流政党失去了部分选票。
02政治不满是导致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根本原因之一，选民对主流政党的信任度下降。
03然而，将责任完全归咎于选民或外部因素是不够的，主流政党要重新定位与激进右翼的斗争策略。
04为此，主流政党需要进一步探索选民需求，代表真正利益，确保政策脱颖而出，并与竞争对手保持距离。
近几十年来，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持续不断的增加，而这些选票原本几乎全部来自主流政党。与此同时，选民投票率却会降低。无论分析原因是什么，主流政党正在失去阵地，对选民的吸引力不如从前。虽然很容易将责任归咎于错误信息或分裂言论等外部因素，但在民主制度下，这还不够。我们的制度很简单：政党和政治家需要赢得选票。如果人们不相信他们，就会将支持转向其他政党。将责任归咎于他们没办法控制的因素只会促进损害自由民主的主流政党。
激进右翼民粹主义（RRP）的问题在过去两到三十年里忽然出现在政治学领域。这些政党在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中取得成功，自然在意料之中。因此，关于RRP政党成功原因的各种观点纷至沓来，有些观点相互包容，有些则不然。
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选民身上，即所谓的“需求方”。这里最大的分歧通常在于，一些人认为RRP政党成功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主要驱动因素是文化问题。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则关切供应方：政党。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重点通常是极右翼政党本身的作用，或者在少数情况下，其他政党与RRPs互动的方式。
由于过于关注RRP现象本身，该学科的学生们已经忘记了围绕这一现象的许多其他因素。因为，虽然RRP确实会影响选民的决定，但选民不仅投票给RRP，还会投票反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前辈们信任了几十年的政党——主流政党。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冗长的定义，我们将主流政党视为广泛位于政治光谱中间并涵盖该国政治体制的政党。在欧盟，这些政党通常隶属于社会民主、欧洲人民党、革新党或绿党。
自自由民主模式出现以来，主流政党一直是该体系的核心参与者——它们在简化政治进程、代表大量民众和吸引民众参与政治进程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当然，政党制度并不完美，但将政治体系划分为社会各阶层，并由各政党或多或少地充分代表，这有助于形成稳定的体系。一般来说，左翼政党代表较贫困的工人阶级，而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选民则选择右翼政党。一些政党还根据种族或宗教信仰进行划分。然而，近年来，这些政党的衰落已经很明显。有时，绿色或自由党派吸引了主流政党的选民。然而，随着后者逐渐融入政治体系，慢慢的变多的选票从主流党派转向激进右翼。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政治不满。
这种不满情绪的第一个强烈迹象出现在冷战结束前的几十年：选民投票率下降。如今，这样的一个问题仍然是许多政治辩论的核心，尽管投票率有所放缓，甚至会出现了一些改善的迹象。取而代之的是，在过去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正真看到激进右翼民粹主义者的选票全面大幅增加。
（2020年7月20日，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办公室和欧洲国旗。摄影：Lena Wurm）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导致政治不满的原因，然后再讨论选民投票率和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成功之间的联系。
导致政治不满的因素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必须感到自己在系统中拥有一定权力，才会认为这个系统与自己息息相关，并对这个系统感兴趣。因此，不满情绪的驱动因素会导致人们怀疑自己在政治系统中的重要性，并放弃该系统或寻找重新获得这种权力的方法。然而，主流政党慢慢的变多地采取一定的措施削弱人民的权力。
首先，主流政党在政策问题上趋于一致。当我们不断被告知民主和社会日益两极分化时，有人可能会对政党“趋同”的说法感到惊讶。但人们不应自动排除其他观点。即使在政治言论一如既往地分裂时，政策问题上的趋同也是存在的。此外，这里关切的是主流政党。
几十年来，大量文献认为，政党越向中间靠拢，其选举表现就越好。该理论有一定道理，不能完全否定。然而，主流政党为了赢得“中间选民”的支持而最大化选票，却未能代表那些具有更激进价值观的人。这导致政治舞台更加动荡，更倾向于极端主义。
正如一些人所言，德国可能是西欧最好的例子。几十年来，基民盟和社民党都向中间靠拢。前一个政党是一个以家庭和基督教为导向的政党，在社会问题上日益向左靠拢，而后者是一个左翼工人政党，在某些经济问题上日益向右靠拢。在21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个政党组成了“大联盟”，并共同合作。
但即使是法国，这个历史上劳工运动强大的分裂社会，也经历了超越政党政治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因为一些最大的新自由主义决定是由社会主义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弗朗索瓦·奥朗德做出的。其他几个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托尼·布莱尔的工党和比尔·克林顿的都成为各自国家新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反对党对此就没有提出抗议。
如今，正如Mair所指出的，国家控制经济和市场控制经济之间的争论已经有了答案：赢家是市场控制经济。因此，左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减弱，目前的立场也远没那么清晰。因此，主流政党试图在别的方面寻找区别：他们坚持个性、性格特征和修辞上的差异。但这些做法大大削弱了执政后可能的政策变化，从而剥夺了选民对潜在变革的感觉（Hay，2007:56-58）。
在政党融合的同时，西欧社会也出现了类似但截然不同的现象：许多问题非政治化以及监管国家的崛起。其结果是，许多原本由民选政治家（进而由人民）做出的决定被从政治领域转移到官僚和/或市场控制的领域。
例如，中央银行独立性就是一个例子。中央银行最初是在非常不同的环境下出现的，这取决于国家及其历史——有些是私有的，有些是独立的，有些则依赖于国家财政。但如今，这些机构必须独立的观念已经主导了几十年，几乎绝对没受到挑战。这一观点最早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1962年提出，他被克鲁格曼（2007）称为“自由市场理论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推广者”。他后来还曾为里根和撒切尔的经济政策提供相关建议。虽然他是有史以来最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学识最渊博的经济学家之一，但很难说他是一个中立或非政治的人。然而，他长期以来为使中央银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如今看来恰恰是：中立和非政治的。反过来，这也证明了中央银行非政治化并将其从公共决策中剥离是正确的。
在英国，英格兰银行是最后一批仍由财政部负责的中央银行之一，但在1998年，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改变了这一状况，并赋予该银行独立制定利率的权利。Romelli对155个国家进行了更全面的调查，发现1923年至2023年间，在370项中央银行设计改革中，超过75%的改革增强了银行的独立性。在欧盟中，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欧盟国家拥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当然，这还不包括欧洲中央银行（ECB），后者也是独立的，覆盖所有27个欧盟国家。
欧盟不仅推动了中央银行非政治化，还促成了其成员国内部许多非政治化政策的出台。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委员会开始大力推行监管，并成为遏制日益私有化市场的有力参与者；欧洲由此开始步入监管时代。
监管成为预算有限的委员会在不改变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增加决策权的一种方式。起初，这并没有带来太多问题。在其他民主国家，委员会所扮演的角色通常由独立机构承担，而且这种角色的范围有限。但跟着时间的推移，委员会慢慢的变强大，它所承担的角色也超越了那些使其会忽视该机构不民主性质的角色。因为监管之后是金融控制。当然，成员国对此表示赞同。例如，他们同意遵守2012年所谓的《财政稳定条约》，该条约大大限制了各国的财政政策。例如，各国必须避免过度举债，还必须向理事会提交预算计划，以供审查（并可能要求修改）。这限制了政府的行动，将更多的权力交给了那些几乎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人。
虽然看起来责任似乎被推给了欧盟，而主流政党却置身事外，但出于两个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首先，正如Mair正确地指出，欧盟并非自然发展而来，而是由其缔造者一手打造。这些缔造者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和领导人，因此也是政治体制的成员。其次，对欧盟的批评一直非常有限，特别是在西欧。当政府不同意欧盟的政策时，他们指责布鲁塞尔，而不呼吁进行真正的变革。当他们对这些政策感到满意时，他们就会把这些政策归功于自己。欧盟的唯一真正批评者是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因此，任何不完全赞同欧洲项目或其发展趋势的人，要么接受它，要么投票给民粹主义者。
还有一些因素也可以说是源于政治体制，并助长了不满情绪。例如，全球化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但被政治机构视为唯一的前进道路（尽管近年来这种热情略有减弱）；主流政党的蜕变，从代表特定群体和利益转变为身份认同严重受损的万能政党（Mair，2011:79-85）。
如前所述，过去几十年中，选民投票率降低一直是政治不满的主要症状之一。后者对前者的直接影响当然很难做多元化的分析评估，因为它将主观状态（不满）与可直接客观量化的现象（投票率）进行了对比。
低投票率与政治不满之间是不是存在联系，是否需要“证明”，这一点值得商榷。有人可能会认为，代议制民主的理论框架足以证明这种联系。毕竟，选举政治家来代表我们，是我们制度运作的基础。这并不说明不投票的人就一定是不关心政治的，事实上，人类能通过许多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在正式制度内，投票是表达个人意见的唯一普遍方式。因此，选择不投票——无论是出于冷漠还是抗议——都可以被视为对当前政治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
不过，基于这一点，对激进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投票并不一定是不满的标志。确实如此，这本身并不是对现状不满的投票，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促使人们投票给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从独裁倾向到单纯认同该党的政策。但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以及为什么人们今天比40年前更倾向于投票给此类政党。在这里，不满情绪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不满者会投票给右翼激进政党”这一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些学者似乎将不满情绪与“抗议投票”联系在一起，而后者被视为“非意识形态投票”的延伸。然而，抗议投票并不一定是非意识形态的。选民可能对政治体系感到不满，因为曾经代表他们的政党不再与他们保持一致，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再得到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投票同时成为抗议投票。
此外，在政党确实影响政治观点的情况下，那些可能曾经只对RRPs有一些认同的选民可能会跟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更强烈的意识形态重叠——从而扭曲基于意识形态重叠的研究。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定义正确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对政治体系的不满和对主要行为者的不信任是这场政治运动的核心驱动力。当政治家失去信任时，人们更倾向于投票给极右翼政党，而极右翼选民对主流政治家的信任度也相应降低。例如，我们从德国了解到，“在政治普遍不信任的背景下，投票率激增有利于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那些在以往选举中未投票且对制度不满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投票支持AfD。其他研究，例如Hooghe等人在比利时的研究也表明，那些不满或不信任的人更有可能不投票或投票给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
更简单地说，近几十年来，激进右翼政党赢得了选票，而那些选票原本几乎只投给主流政党。此外，投票率也在下降。无论分析原因是什么，主流政党正在失去阵地，无法像以前那样赢得或说服很多人。人们总是可以归咎于外部因素，例如错误信息或分裂言论，但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这还不够。我们的制度很简单，它要求政党和政治家赢得选票。因此，必须赢得人心，说服选民，否则他们就会转而支持其他党派。将责任归咎于他们没办法控制的因素只会让自由民主的主流党派处境更加艰难。
首先，主流党派与对政治体制的不满之间有联系；其次，不满与极右翼选票之间也存在联系；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主流政党的失败与极右翼政党的成功之间有明显联系。
这种联系之所以重要，原因有很多。首先，因为研究人员忽视了它。其次，因为这种联系将部分责任从选民身上转移到了政治机构身上。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经常认为，那些投票给右翼激进党派的人只是缺乏信息或种族主义者，这种观点在分析和政治上都是毫无帮助的，而且常常忽略了右翼激进党派投票的重要组成因素。最后，建立这种联系为主流政党提供了重新定位与激进右翼斗争的工具。许多人试图与激进右翼斗争，但似乎对原因的误解导致大多数努力以失败告终。为了真正与激进右翼斗争，主流政党一定要了解他们的选民，致力于真正代表他们，并确保他们的政策（而不是他们的言论）真正脱颖而出，并与他们的政治对手和竞争对手保持距离。
作者简介：梅尔·琼斯（Maël Jones）是当代欧洲研究专业的二年级联合硕士生。他主要研究西欧的极右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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