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中文名梅英东，美国非虚构作家。文章多次在《》《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上发表。曾获古根海姆奖、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等写作奖项。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

  《再会，老北京》作者：（美）迈克尔·麦尔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4月

  1997年，经历了数十年被忽略的命运，哈尔滨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作为城市博物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新打开大门。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一条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途经的建筑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走过的路旁，种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可以看见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木头的淡香；在溥仪的“傀儡皇宫”，曾经就关押过二战时期日本的盟军战俘。

  17世纪早期，东北开始频繁出现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时至今日，这片曾因担负使命而非常关注的富庶土地却在公众话语中频繁被“唱衰”。美国非虚构作家迈克尔·麦尔，想要借东北触碰尚未远去的历史余温，却没料到自己在这里，瞥见了中国的未来。

  2010年，在北京与自己的中国妻子相识之后，迈克尔·麦尔决定做一次“入赘女婿”，到妻子的老家住上几年。就这样，因为对妻子的老家兴趣浓厚，迈克尔·麦尔来到位于东北腹地的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租了一间当地的房子，睡火炕，烧柴禾，在附近的小学义务教英语，同时记录下了这座边陲村落的兴衰变迁。

  一直以来，和大多数西方读者一样，麦尔听闻的现代中国故事，主角多半是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内容也无一例外和繁华与财富有关。但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约七亿人）住在农村。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悄然消失。一向对历史变革、社会转型时期兴味颇浓的麦尔，想要从“并不遥远”的东北历史中一探究竟，却苦于找不到一本既写历史又呈现当下的书。“既然想读的书不存在，那就写一本吧”。

  《东北游记》写的，就是东北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前者轮回而不间断，如同季节更迭，年年岁岁；后者也是轮回，只是更加短暂易逝。因“总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想要趁一些事情消失之前，记录下每一个细节”，住在荒地的两年，麦尔艰难地寻找柳条边遗址，四处打探能流利说满语的老人，找人厘清繁杂的中国土地权利问题，寻找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和“长春围困战”的幸存者，试图从当地的博物馆、档案馆、村落中的草木中发掘历史的残存。他发觉，这里的历史从不写在书本上，而是存活于村民的记忆中，记忆有多长，历史就有多长。

  在荒地这个封闭的社群，人人都相识，别说是“老外”，哪怕是外村来的都能一眼被识破。麦尔尽量让自己显得低调和无聊，只有这样，村民才会慢慢忽视他的存在，最终他终于如愿成为“风景的一部分”，揣着本子和笔，在人群中默默记录下他们谈话的每一个细枝末节。

  早在1995年，迈克尔·麦尔作为第二批“和平队”志愿者，从明尼苏达的一个小村庄来到中国四川，担任英语教师。那时，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的他，更希望自己被派去拉丁美洲。而当得知自己被派到中国时，面对着如此“庞杂博大”的国家，迈克尔·麦尔发现了自己不会用筷子，不会说中文，除了长城，对中国一无所知。

  四川的支教结束后，迈克尔·麦尔只身前往北京，在大栅栏地区的胡同深巷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并在附近的煤市街小学教起了英语。他租一间四合院，和胡同里的住户共用厕所，洗公共澡堂，读《北京晚报》，时刻关心拆迁的消息，吃当地人吃的小面馆。

  前门大街改造的时候，施工方曾经用挡板遮盖沿街两旁的房屋，上面写着：“再现古都。”不知是哪位居民或路人，好事地把这个标语做了一点修改，却道出了更多人的心声：“再见古都。”

  麦尔亲身经历了现代中国“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速度之快：“在北京，上周也许你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一堆瓦砾。”而差不多十年前，在一个即将因三峡工程修建而拆迁的尼姑庵，麦尔遇到一个年长的尼姑，她说自己本来想在那里住一辈子，问麦尔能不能将她写进故事，“这样也算永远待在那里了”。

  麦尔同样为荒地村的命运忧心。他亲眼见到这里是如何推掉农田和三姨种在路边的虞美人，建起一条条公路，当地的米业公司骄傲地蚕食着农民们的劳动成果，让他们远离自己的土地，也远离从前一亩三分地生活。“再见古都”的梦魇于是重现：“荒地村几乎复制了同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最开始这种感觉相当糟糕，就像同时踏入两条相同的河流。”

  他不禁回忆起自己在北京教过的孩子们。他知道这些六年级的学生毕业后必须离开，回到自己的村庄进行小升初考试，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再回来。“我想明白他们在那边过着怎样的生活”。他将这本书献给他的儿子：“我想让他知道他的母亲从何处来，她的家又将迁往何处。等到他长大了，自己能去了解这片土地，它估计早已改变。”

  书中，三姨自言自语道：“你怎么就知道一个地方发展好了呢？”这一问，问到了麦尔心里。

  写《再会，老北京》时，麦尔采访了作家冯骥才。从他口中，麦尔意识到大部分中国历史都以民间史、民俗史和口述史的方式存在。“人们年岁渐长、生命消逝，这些历史就会散佚。所以这是一场和时间的竞赛”。

  麦尔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不单单是没有名片、助手和正规商业发票那么简单。书里的故事来自一个很少有人去过，甚至没多少人听过的地方。他试图从当地的博物馆和档案馆搜寻历史的蛛丝马迹，却发现：“在这里听不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事件的多个面向，这里没有罗生门，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个结局：1949年，中国解放了。”为了补全整一个故事，麦尔以宏大的民族叙事作为起点，通过调研，试图补全不同的故事版本。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丹东断桥上，麦尔从刻有官方介绍的牌匾里读出了新的东西。“这些并非‘不真实’，它们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麦尔正在写一本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美国图书馆的经历让他想起在中国调研的难。待在波士顿和华盛顿的一周时间，他直接和图书馆管理员说明来意，就顺利拿到了所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原始文件，包括遗嘱、护照、出版协议。麦尔捏着这些签署于1800年左右的文件，思绪万千：“在中国，如果想看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乾隆批过的文件，假如你没关系，又不属于任何单位，你得费多少力气去找啊。”

  最初写《东北游记》，麦尔想为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告诉他们中国不只有北京和上海。后来，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有中国读者质疑一个美国人书写中国的资格。为了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麦尔反复咀嚼林语堂1935年在《吾国与吾民》中的问题：“谁能够同时为西方和中国读者解读中国？”他渐渐发现，对于同一本书，中西方读者的反应可能截然不同：“《再会，老北京》这本书，西方读者认为它讲述的是飞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迷失，而中国读者则专注于大城市的高房价问题。”

  “我曾经一无所知地来到中国，不会说中文，不知道如何用筷子。如果我都能沉浸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之中，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麦尔希望自己能一直这样书写中国：怀抱同情之了解，同时又不陷于单一的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