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不久的一个星期天，贡布里希和妻子赫勒在维也纳的森林中散步中间停下来休息时，贡布里希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卷纸，对妻子说：“我可以给你读些东西吗？”
这个所谓的“东西”就是“世界小史”。贡布里希26岁就写出《世界小史》，书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了五种语言，这也让他拿到了另外一份合同，去写一部艺术历史（《艺术的故事》，1950）。如今，中文版《世界小史》已第11次印刷，而《艺术的故事》更是艺术爱好者必备的作品。
贡布里希带着孩童般的好奇与真诚，带着对人类未来永不止息的美好期待，写下《世界小史》。有读者朋友说这是他读过最有趣的历史书籍，也有将这部作品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相比较——作品类型不同，无非是表达对贡布里希讲故事独特语言风格的喜爱和认可。
理想君随手摘录正看到的日俄战争：“俄国想要跨越大陆进入亚洲，一直扩张到海边，在那里做贸易，可是，突然有一位欧洲人的好学生——日本——站在那里说：站住！结果，1905年爆发了一场残酷的日俄战争，庞大的沙俄帝国输给了新兴的小国日本，不得不往回撤。”短短一段，一声“站住”，仿佛历史活了。
1985年再版《世界小史》时，年近八十的贡布里希加了一个尾章。之后印刷，尾章又经过修改。今天分享的正是尾章，一个老者回顾自己所经历的世界史。
不能对报纸上读到的内容都信以为线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但是有些变化来得如此不动声色，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一切都好像自然而然发生似的。比如，当时没有电视和电脑，没有宇宙飞船和核能。但是，最重要的变化人们往往特别容易忘记，那就是，今天地球上生活着的人口比我童年时可多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地球上的人口大约是二十亿，现在则是这一个数字的两倍还要多。这么大的数字，人们不容易形成概念。那么，我们来这样想一下：赤道的一周正好是四万公里，如果人们在一个窗口前排队的话，大约每米站两个人，那八千万耐心等待排队的人可以绕地球一圈。这就是说，当时的人口够绕地球二十二圈，现在全球人口有四十五亿，足够绕地球五十圈！
在人口增加的这些年里，我们生活的地球，在不经意之间慢慢的变小。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变小，而是技术，尤其是飞行技术，将各地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当我在飞机场时，机场的广播接连播出飞往新德里、纽约、香港或者悉尼的航班信息，当看到成群的人准备登上这些飞机，我经常就会回想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那时候，人们会指着一个人说“这个人去过美国”，或者“这个人去过印度”。
现在，这个地球上很少有啥地方是人们不能在几个小时内到达的。即便我们不会去某些遥远的国家，它们也比我青少年时代显得离我们更近了。如果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读到，会在收音机里听到，会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古代墨西哥的居民肯定不知道耶路撒冷曾经被摧毁，当时的中国人可能也不知道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引起的后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样的一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人们称之为世界大战，主要是因为那么多国家和民族都卷到战斗中去了。
当然咱们不可以说，这些到处都能到达的消息都是真的。我自己的经历就表明，不能对报纸上读到的内容都信以为真。我想举个例子：我自己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我以为人们讲给我听的内容都是可以相信的。也正因为如此，前面的“瓜分世界”这章并非像我自己希望的那样，绝对没倾向性，尤其是在最后写到美国总统威尔逊时，事情并非如我当时以为的那样。
我的错误有多么严重，多么令人感到遗憾，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在战败国的民众当中，人们普遍相信是因为一场骗局让他们坠入了悲苦之中，带有野心的煽动总是特别容易将失望转化成愤怒和复仇的渴望。我不太愿意点出这个煽动者的名字，但是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我在这里首先想到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曾是一名士兵，他也确信，假如没有这个恶意欺骗的话，德国军队不会失败。不光是威尔逊本人，整个敌人的宣传都让留在家乡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最终对前线的士兵置之不顾。希特勒认为，人们应该做的，是在宣传上胜出敌人一筹。他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公众演说者，大众蜂拥着朝他涌去。他尤其懂得在鼓动大众方面，最有效的莫过于将一头应该为他们的苦难负责的替罪羊牵到大众面前，而这头替罪羊就是犹太人。
他们只需要在学校里睁开眼睛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了：学生们慢慢的变不耐心；他们会嘲笑老师，只因为老师穿了件不那么时髦的衣服，让他们都觉得可笑。一旦他们对老师失去了尊重，魔鬼便被从瓶子里放出来了。如果一名同学与其他人有些不同——可能是他的肤色、头发或者说话、吃饭的方法不一样—就很容易成为牺牲品，他会被万般折磨、欺负。肯定不是全班所有同学都特别残忍或者没有怜悯之心，但没人会愿意成为一个扫大家兴的人，大多数人都是或多或少的跟风者，他们喊叫是因为别人也在喊叫，直到他们都快认不出自己来。
我亲眼看到过，穿着褐色衣服的希特勒追随者们袭击维也纳大学的犹太人大学生。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希特勒已经在德国掌权。这个超级政权迟早会让奥地利政府成为它的牺牲品，只是时间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说，正好能够在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占领奥地利之前来到英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当时在我们那里也和德国一样，如果谁不把“希特勒万岁”当成见面的问候语，就有危险了。
以前人类的历史上也肯定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些我在书里写过了，比如最早的追随者们。人们也认为，对耶稣会教士来说，服从比一切都重要。列宁领导下的者在俄国胜利时，我也简短地提到，那些坚信不疑的者也不会容忍他们的反对者。当他们不顾一切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时，就会无所不做，哪怕是让上百万人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宽容从生活中消失了。这些国家的政客告诉普通人，在“瓜分世界”中，他们得到的太少，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资格统治其他民族。他们要让意大利人记住，意大利人是古罗马人的后代，日本人有贵族的武士，德国人要记得古代日耳曼人、卡尔大帝或者腓特烈大帝。人类并不是平等、有同样价值的，就如同狗的品种，有些品种比其他更适合于狩猎，而德意志人是人类当中最好的品种，适合于统治的人种。
我认识一位年长且有智慧的佛教僧人，他曾经在演讲中对他的国人说，他想知道为啥：如果某个人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强大、最勇敢、最天才的人”，大家都会觉得很可笑很丢脸，而当他把“我”换成了“我们”并对大家说，“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强大、最勇敢、最天才的人”时，在他的祖国就会有很多人兴奋地鼓掌，称他为爱国者。
这时还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让很多德国人失去了工作，战争似乎是一条最简单的出路：可以让失业者变成士兵或者生产军工产品的人，战争可以取消在凡尔赛宫和圣日耳曼宫签订的令人痛恨的条约。人们以为，西方民主国家，即法国、英国和美国，早就成了热爱和平的国家，已经软弱不堪，根本不会自我防卫。那里没有人愿意发生战争，这的确是事实。
人们竭尽全力去表现出和平的意愿，避免给希特勒发起战争的口实。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借口总能找到，所谓的“偶发事件”也可以策划。就这样，德国军队在1939年9月1日开进了波兰。我当时已经在英国，目睹了那里的人们有多难过，有多坚决要准备投入战争。这次，没有人唱欢乐的战争歌曲，没有人希望得到战争荣誉。人们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因为必须用战争的方式来清除发起战争的狂妄。
当时我的任务是收听德国电台，将他们的广播翻译成英语，好了解这些广播在向德国人讲了什么、隐瞒了什么。因此，在1939—1945年的这六年中，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经历了这场可怕的战争，可以是说“亲历”了双方的战争，尽管方式有些不同。在英国，我看到了决心，也看到了艰难，看到人们对前线士兵的担心，看到了空袭的后果，看到人们对战局不定的忧心。在德国的电台里，我听到的则是胜利的叫喊和恶毒的咒骂。
希特勒相信宣传的力量，当战争最初两年的成果超出了最大胆的预期时，他的信条似乎得到了证实。波兰、丹麦和挪威、荷兰和比利时、法国、俄国的一部分以及巴尔干都被踏平，只有小岛英国以及欧洲边缘上的国家还在抵抗。但这种抵抗不会持续很久了，德国电台在军号声中反复宣布，他们的潜艇击沉了多少艘原本要向英国运送食品和武器的船只。
但是在1941年12月，日本不宣而战，偷袭并几乎彻底摧毁了停在珍珠港的美国舰队。1942年秋天，当德国军队在北非被击退以后，希特勒也向美国宣战。1943年1月，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受到俄国军队重创，德国空军被证实无力阻止对德国城市的可怕轰炸。这时我们就能够正常的看到，光靠花言巧语和大吹大擂是无法赢得战争的。
我所知道的是，无论德国听众还是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德国人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在提到这个可悲的情况时，我不由得要提到前面写到的文字，也就是在讲西班牙的墨西哥征服者在那里实施暴行时，我曾经写下的：“从那里开始，西班牙人以最残忍的方式，灭绝了美洲别的地方古老文明的印第安人。人类历史上的这一章让我们欧洲人感到如此震惊、羞愧，我还是对此保持沉默为好。”
我原本还是想对我们这个世纪发生的大暴行保持沉默，因为毕竟这本书是给小读者的，人们不愿让他们看到这些令人愤怒的事情。但是，孩子也有一天会长大成人，因此他们必从历史中学会，通过煽动和不宽容，人是多么容易变成“非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在德军占领下的欧洲各国中，几百万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孩子，被从家乡驱逐，运往东部，并在那里被杀害。
生活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人应该学会的是，尊重与相互容忍慢慢的变有必要，因为通过技术上的改进，我们彼此间的距离慢慢的接近了。美国军备工业的实力储备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这也让英国和俄国从中受益，让战争的结束变得指日可待。尽管德国士兵在殊死抵抗，英国人和美国人还是在1944年的夏天登陆法国诺曼底，向德国挺进。同时，俄国人也在追击力量遭到削弱的德国军队，并于1945年4月到达柏林。
我们当时的一致看法是：我们只可以希望，人类历史上这样无与伦比的武器最多应该扔到无人岛上，以便让朋友和敌人清楚地看到，到目前为止关于战斗与战争的设想都已经过时。许多科学家在战争期间紧锣密鼓地为制造这样的武器而工作。他们也有着同样的希望，但这种希望没能实现。日本的城市长崎和广岛，成了这种难以设想的灾难的首批受难者。日本果真也因此投降了。
我们所有人都很清楚：有了这一发明，世界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对原子能的发现几乎能与火的使用等量齐观。火能带来温暖和毁灭，但是与今天原子武器的毁灭性力量相比，火造成的毁灭几乎不足挂齿。我们只可以寄希望于这一发展不会被用来对抗人类。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两个大国——西方的美国和东方的俄国——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尽管他们都知道，用这种武器的结果是他们自己也无法幸存。
当然与从前相比，如今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许多在战前还属于大英帝国的民族在这期间获得了独立，可惜他们并没有变得更互相容忍一些。尽管在地球上的不一样的地区，一直还有残忍的争斗和充满威胁的危机不断爆发，但自从1945年以来，没有再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一场世界大战将意味着世界历史的终结。这是一个很微弱的安慰，但毕竟是一个安慰。
在这里，我也想对我的书再加上一份小小的修改，补上一份错失，这是我心里很看重的。我在“人与机器”一章里所写的内容也许不是错的，但有些片面。
的确，工厂作业取代了手工业，带来了很多困苦；但是我也应该提到，没有这样大规模生产的新技术，就不可能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不能给他们提供衣食住行。慢慢的变多的婴儿来到人世，慢慢的变少的婴儿在出生后夭折，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医学的进步，得益于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毫无疑问，欧洲、美国和日本一直增长的工业化，让我们损失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它带来了多少福祉——对，是福祉。
对，当时人们也会谈到“穷人味儿”，因为很多城市居民住在通风条件很糟糕的公寓里，顶多在楼梯间有一个水龙头。当时在市民阶层家庭(不光是在富人家庭里)一般会有一位厨娘，一位清扫工，通常还有一位儿童保育员。这些人在那里的生活条件会比留在自己家里好，但是也会有些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比如每个星期只有一次可以“出门”，他们根本就被当成了“仆人”。
但这些都已过去了，就像一场噩梦一样。现在欧洲和美国的城市里肯定仍然有穷困和穷人区，但是大多数工人甚至是失业者所拥有的生活水平，也比中世纪城堡里的骑士们希望过上的日子要好些。他们吃得好了，尤其是比以前健康，一般来说也比以前活得长。人们从一开始就梦想着一个“黄金时代”，可是现在，在这个“黄金时代”对那么多人来说几乎已实现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意识到这一事实。
在东方，苏联的军队在那里实现了制度，但情况不一样，尤其是生活在东德的人们早已看到生活在相邻西方的人们过得比他们好很多，终于有一天，他们拒绝再接受这种经济制度对人提出的要求。就这样，1989年发生了无人敢想也无人敢信的事情：东德人强行打开边界，德国的两个部分统一了。这种情绪传到了苏联，那里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统治体系瞬间崩塌。
就在不久以前，这种艰难在我们这里还被认为司空见惯、理所当然。但是，向他们提供帮助也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因为在那些地方，像历史上一直出现的情况一样，悲苦与不宽容总是携手并行。由于信息传输得到一定的改善，富裕国家的良心也让那里的人多少可以感觉到一些。当远方的一个国家因为地震、泥石流或者干旱造成灾害时，富裕地区成千上万的居民也会贡献出自己的财力，帮助那些受灾者。这种情况，以前还不曾有过，这也证明了我们有理由去寄希望于一个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