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有钱的单口喜剧演员宋飞，2016年卖了17辆保时捷，套现2200万美元。而这只是他拥有的众多豪车中的一小部分。
因为善于将生活中的细节观察写成段子，并在美国最知名的脱口秀节目《今夜秀》表演且备受欢迎，他在全美的知名度如同中国的赵本山。
宋飞，一个直译过来很中国风的名字，其实是一位在纽约出生的犹太人，他是李诞最喜欢的脱口秀大师，李诞和他的拥趸们在内容创作中也借鉴着宋飞的精华——贴近生活，引起共鸣。
李诞被誉为将美式脱口秀成功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创立了笑果文化，这是迄今为止，脱口秀领域，从演员挖掘到孵化，从线下开放麦表演到线上综艺，实现内容和营销闭环的唯一一家公司。
无论是2017年开始在网络播出的《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还是自营线下场地笑果工厂和山羊GOAT，以及孵化演员开展的全国巡演，笑果输出的内容，都引爆着年轻人的精神世界。
数据显示《脱口秀大会》的观众画像，最多的是18-23岁人群，占比41.04%，其次是24-28岁的观众，占了24.07%。
“每个人都能讲5分钟的脱口秀”，李诞的这句“名言”鼓励了慢慢的变多的年轻人走进脱口秀队伍，或是尝试表演，或是成为观众。
笑果文化小程序用户规模达百万级。线月开业，到去年年底，客流量超过10万人次。
今年《脱口秀大会》第4季开场，李诞调侃笑果的脱口秀演员“现在上海都是横着走”，去餐厅吃“霸王餐”，结账时直接说：“结什么账，你就说你要几张门票。”
但这样的盛况也只是出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武汉等一二线城市，在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域地区等更加下沉的市场，李诞、笑果文化和脱口秀，依然是遥远的虚拟世界的存在。
笑果的共鸣，专属于城市年轻人。因为段子所描述的内容，是他们正在经历或者经历过的。
他们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白天打工挣钱，晚上躺着5G冲浪，周末约上好友，在剧本杀、密室逃脱和奶茶店里消磨时光。
不过，当大厂们的“996”被官方定义为“互联网用工史上的一段弯路”，当涨薪怎么也赶不上房价，慢慢的变多的年轻人开始思考生活的另一种可能，“逃离北上广”的话题热度居高不下，便是最直接的表现之一。
潮流之下，相比附和，反对的态度往往更能激发讨论。李诞深谙此道。在一期以“北上广爱来不爱”为主题的脱口秀表演中，李诞在阐述为何需要呆在城市而不要现实版的“田园牧歌”时，提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就来自远方内蒙古，很多人会觉得大草原、星空下特别美，我想说，我过够了。大草原、星空下有多少蚊子你们知道吗？而且跟我这麦克风这么大。”随后，他给到更细节的观察：“从小我在草原上方便，习惯不能稳稳地蹲着，得有规律地晃动，这样蚊子不会落到身上，不然被蚊子叮之后，肿得你裤子都提不起来，我现在马桶上不这么晃，觉得方便得不彻底。”
他试图用自身的生活经历告诉年轻人，城市生活固然有压力，但诗和远方的现实也不如愿景般美好。
小镇青年出身的李诞，2007年考上广州的大学，来到一线城市，那是一个粤语文化占据流行文化半壁江山的年代，栋笃笑的粤语单口喜剧表演给李诞带来了喜剧启蒙，南方的生活也给他带来了大城市的生活经验和观察。
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北京奥美广告公司，当时此公司之于广告界如同现在脱口秀界的笑果文化。
在北京短暂生活后，2012年，他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东方卫视担任《今晚80后脱口秀》的编剧和演员，后来成立笑果文化，成为一名新上海人。
14年在北上广一线城市的生活观察和见识，为李诞的脱口秀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源。而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笑果文化年轻的脱口秀演员身上。
到今年为止，《脱口秀大会》举办了4季，《吐槽大会》举办了5季，大致梳理显而易见，出现在这些舞台上的段子，多数是关于职场议题、婚恋话题、城市生活、性别争议、容貌身材焦虑——这些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最高频的出现场景，是一线城市年轻人的聚会上，或者上班摸鱼时的聊天页面中。
比如，邱瑞，他讲述自己在城市租房的经历，吐槽租房容易遇到的距离远、房型奇怪、房间窄小等问题，每位漂在大城市租过房的年轻人，都能在里面看到自己。
庞博谈自己不理解年轻消费现象，说现在的奶茶像兑水粽子，剧本杀就是下班之后还要去开会……喝网红奶茶、玩剧本杀，这是一线城市年轻人在压力中的一剂糖，吐槽这些经历，也最容易激发他们的共鸣。
呼兰在《那一刻我懂了什么叫内卷》中，用狗、鹦鹉、猴子等动物的行为来内涵大城市里的内耗竞争：第一只会说话的鹦鹉，让其他鹦鹉被迫也得学说话，第一个会算数的猴子，让其他猴子不得不把考上北京动物园作为自己的猴生目标。
上海帅气交警讲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在外滩执勤，遭遇明明会中文的外国人故意讲英文，不巧，这位交警是英语专业，终究是成功对老外执法。
北京体育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童漠男，在校外培训机构当英语老师，负责送学生出国留学。在播出的节目中，本季赛程已过半，童漠男与呼兰PK，他讲述疫情期间，考上外国学校的学生居家上两年网课，还没有来得及出国去学校看看，就已收到学校寄来的学位证，学生在线与外国学校沟通，他复述学生与外国工作人员的对线秒，假如没有中文字幕，屏幕外的多数观众无法听懂。
即使是领笑员也在现场飙起了英文。张灏喆讲述他在美国留学，自嘲因为英语不好点餐时跟服务员尴尬沟通的经历，引起了领笑员宁静的共鸣，另一名领笑员大张伟即兴讲英语提问宁静，目的是试探她的英语水平，宁静全程听懂并用英语作答。这样的现场交流，需要观众至少英语过四级。
张灏喆还在段子里科普了吸血鬼怕大蒜的梗，而吸血鬼是源自东欧的民间传说，欧美国家拍了很多吸血鬼主题的电影或英剧美剧。想听懂这种内容的脱口秀，观众需要有西方文学作品或影视剧的阅读和观看基础。
杨波讲述自己的面试经历，老板讲话，“外地人”杨波说自己听不懂“上海话”，结果，老板说自己讲的是英语，而杨波面试的岗位，是英语翻译。
在中国，大城市的英语普及水平明显更好，抖音英语博主“别闹了美越”经常在街头用英语采访路人，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里，经常有英语流利到如同母语水平的年轻人出现在他的镜头里，而换到杭州和成都这些二线城市，更多人只是用羞涩的“sorry”躲闪开来。
即使是来自农村的脱口秀演员，他们聚焦的场景依然是城市。农村里的生活的背景，只是为段子的荒诞或者喜剧效果，提供一种衬托。
何广智调侃过自己的进城初体验，他在上海看见了一个警示牌，写着“严禁捕捉野生动物，违者追究法律责任”，他说，看到了很欣慰，因为这一个地区至少有法律。
何广智被称为脱口秀“黑马”，他自称是小镇青年，在大专辍学后，当了一名电话销售，之后去汽车流水线，当组装工人，随后带着3万元积蓄，去了他理想中的大城市，济南。再后来，他接触到了脱口秀，来到上海，在此之前，他从未去过一线城市。不过，他在小镇生活的经历并没有被编成段子传播，他讲述的内容是他来到上海之后的见闻和遭遇——仍然是大城市的场景。
李诞热爱城市，他不止一次公开发表“当下就是最好的时代”的言论，理由是点外卖方便、城市里什么都不缺，显然，现代生活给他带来了生活的便利和享受。
他的偶像宋飞，出身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区，一个全球演出最多的地方。他也在这里传递着自己对城市生活的观察。
“比如我对棉花球的观察，为什么女人需要那么多棉花球，而男人似乎一点也不需要；我对机场水槽使用的某种水龙头感兴趣，并且好奇你冰箱里有多少牛奶，还有当你跟别人合租时经常发生的那些小的质问，生活中的小事儿，那是我感兴趣的。”
依靠这一秘籍，他成为美国脱口秀一哥。他上台时，观众山呼海啸，起立鼓掌，宛如迎接教主。他却笑着说：“我知道起立鼓掌很烦人，因为好多人不想站起来，但周围人都起立你还坐着，会很尴尬。”他吐槽，每次看病，朋友都会推荐医生给他，还反复叮嘱一定要说是谁介绍来的，他就纳闷，难道说了以后医生会：咦，你是老王介绍的啊，来，我给你开点真药。”
在上海，脱口秀是有生存土壤的。十年前，周立波表演的“海派清口”成为当时中国喜剧三大流派中的南方派，与郭德纲为首的北派相声“德云社”、赵本山为主的东北小品“本山传媒”齐名。直到周立波赴美国生活，“海派清口”沉寂至今，新式脱口秀才有赶超之势。
相比于李诞植根于城市话语体系的喜剧内容，德云社和本山传媒的话语体系则更为下沉。
周立波曾用“咖啡与大蒜”内涵他的喜剧高雅，以及郭德纲的低俗，引来后者回怼：“喝着咖啡就大蒜，秋水长天一色，好些个高雅的人喷了香水，我都能闻出的味来。”
郭德纲的相声十几年前就火了，借助着2000年之后互联网的普及，他收获了大批“钢丝”。
郭德纲的走红，本质是对主流相声的颠覆。在郭德纲之前，主流相声更多的是带着任务说、带着使命说，比如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而郭德纲的相声，作家王蒙曾评价说“信口开河”，他没有针砭时弊，却充满性别的倒错和夸张的表达，比如把女人的特征男人化，比如总拿捧哏于谦开涮。他的相声内容离底层老百姓更近，离市井更近，调侃人和物都极度夸张。
赵本山的红火则更早一些。他第一次上春晚表演小品是1990年，他红遍全国的作品《红高粱模特队》《拜年》《昨天今天明天》《卖拐》等，讲述的内容，大多是在当时时代背景下，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故事。二人转演员出身的他，无论是作品内容还是表演风格，不能离开“农民”这个关键词。
许知远曾问李诞：“你的笑跟德云社、赵本山的笑，跟其他的笑有不一样吗？”他用他惯有的柔和技巧化解了被比较的尴尬：“笑对我来说都一样，喜剧的内核就是好笑，你用你的方式逗大家笑，那是你找到了你的观感。我从来不去分析观众觉得什么好笑，毫无意义，说得大一点，我是艺术家，艺术行业都这样。”
作家、艺术家这样的名头，李诞似乎戴得很踏实。虽然现在来看，坐在领笑员席位上嘲笑王建国“谐音梗”的李诞，其实更像生意人。
今年的脱口秀大会，选手们都看到了节目的“火爆”，不只一位选手在台上表达了“今年好多人来参赛”，李诞自己在开场中也说道：“又是一年脱口秀大会，去年愁云惨淡、风雨飘摇，今年人才济济。”自从去年节目出圈后，今年节目中选手们念的广告慢慢的变多。
今年笑果文化还入选了艾媒金榜发布的《2021年中国新经济准独角兽企业榜单》，在文化娱乐领域，排第二名，估值超过40亿元。
李诞真的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员。从2017年举办《吐槽大会》第一季以来，他已经参加过34档节目，平均每年超过6档节目。他还出版了4本书，参演了一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他会因为在餐厅与女性的亲密举动被推上热搜，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名人朋友，蔡康永、马东、罗永浩、王思聪、何炅，以及节目中邀请的多数明星嘉宾，看起来都与他关系亲近。
这本身就是一个属于一线城市年轻人的成功逆袭故事。你很难相信，这一个故事会发生在北京和上海之外的任何其他城市。
俞敏洪说，“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所有得意，只是赶上好时代而已。”时间不居，时代会变，无论是赵本山、郭德纲，还是李诞，他们的走红都是时代的产物。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城市化进入全方面推进阶段，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文化冲突，成为此阶段的主要矛盾。赵本山抓住了它，他讲述的内容，总离不开农村人刚进城市、城里人下乡的见闻。
到千禧年，“进城”成为人类的常规动作，一部分已经先富了起来，郭德纲抓住了它。他所呈现的生活经验，更多的是关照个人物质生活有保障后“有钱闲得”的奇特遭遇。
到2015年，我国城镇非流动人口超过7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这个数据在今天已经变为57.35%，城市生活，成为社会主旋律，李诞抓住了它，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漂泊的不易，城市文明的觉醒，成为他最擅长表达的内容。
“这个时代真挺好的，我要是在晚清，早死了。因为我懦弱，我的脾气、我的性格、我对人的不合作。”李诞毫不避讳自己作为时代受益者的身份。
2018年，他参演了《向往的生活》的节目录制，这档节目宣扬远离城市喧嚣、回归田园生活的态度和精神，其中，明星们居住的房子叫“蘑菇屋”，他们要完成农活，才能回屋吃上饭。
李诞成为蘑菇屋营业5年唯一一位要提前离开的人，原因是不愿意干农活，在摄影机前，他一直抱怨“干活太累”。被黄磊安排去钓鱼后，他坐在小船里说，想逃离《向往的生活》，因为不回去就不用面对黄老师，就不用干农活。
最后，他就真的一直呆在船上。对他而言，哪怕是随波逐流，哪怕是一动不动，都觉得比蘑菇屋好受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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