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生活当然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时也有一些需要警惕的事，比如健康，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慢性病都与管不住嘴、迈不开腿紧密相关。吃的太好了，反倒把自己吃出了健康隐患，这还真并非是说说而已。二十三号国家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的有关情况。报告说明，我国居民体格发育营养不足的问题改善了，但是过半成年居民超重或者肥胖，连六到十七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都接近百分之二十。而超重肥胖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多种癌症等慢性病的重。主要危险因素。面对这个数据，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超市店主 卞泽勤：我给不了，因为我也进不到，你知道吧，我毕竟我是从外边进货的话可能是经过经销商几道手续了。牛奶你像比如说特伦苏，正常的平台最贵的也就卖45.8，我们进50，你说我会卖45.8吗？我必然不会卖45.8，我最少要加个两块钱52，没这个价格我不能卖，我有房租，我有人员工资。但是像那个尤其是牛奶，像他们平台卖的真便宜，真的，我有很多时候我从他们平台买，买来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许可：我们整个社会正在慢慢进行深度的数字化，传统的数字化是聚焦与消费者的端口的。未来另一波数字化是针对我们的生产者，针对实体店，或者是小商铺，他们会更多介入到平台中，所有低于成本价销售的都是不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的，永远只是一个暂时的行为。平台经济实际上并不在于一时一地一城一池的得失，看得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看到是整个平台生态的建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可能会通过补贴，吸引更加多的消费者入场。
合肥某超市店主 李女士：他们上面的价格。都低于我们的近价，你说我们怎么卖。就比如说生菜、小青菜、西兰花那些，我们进价都进不来，他们卖菜卖两块多，我们进价都三块多了。
合肥超市店主 李女士：有些时候他价格太便宜了，我就怕跟我们店他一对比，店里的东西更不买了。我就说我考虑一下，然后就不想做。本身就想着，特别反感他们那些。假如没有他们，我们生意肯定会好一点，会好很多。
合肥某超市店主：一旦店多了量肯定少了，就关掉那些量比较少，就把后台停掉了。要不提前最起码跟我们打招呼，因为是你找我们做的，最起码跟我们先打个招呼，不知不觉就后台停掉了。如果每一家都去做，挣不了多少钱不讲，等于是自己出店面给别人做事情。
受到影响的不光是超市和商店，还有菜市场的小商小贩。在江苏南京玄武区的一家菜市场，不少菜贩感叹，网上平台展开的低价销售活动，让本就有些冷清的菜市场客流更少了。
南京某菜市场商贩：最近这两个月，一天就比以前营业额少了一半。中午人还多一点，下午你也看到了，寥寥几个人。菜整个都卖不动，就问客户，最近一段时间怎么没到菜市场来，有些时候都在网上买。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黄明春：社群团菜经营可能存在低价倾销，会影响到公平竞争和实体店的生存比方说我们的萝卜青菜还有辣椒，在超市里面卖到每斤3块2，但是这样的平台就卖9毛9，那么有些时候还搞一些秒杀这样活动，那么长此以往，应当说价格竞争是实体店承受不了的。《价格法》做了明确规定，除了处理一些鲜活商品之外一般来说销售商品是不能低于成本价的，否则就构成违法。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黄明春：食品安全可能得不到保证，我们南京365座农贸市场，我们都建立了食品的安全监管，以及所挣所票的制度，同时我们建立了每个农贸市场都建立了农产的快检室，而我们的平台是做不到的。平台的消费者买了这个货品发现有问题之后找谁，找平台还是找供应商，还是找团长，现在并没有规定，也不明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许可：低价倾销有几率会使无虚竞争，可能引发资源的一种浪费。比如说共享自行车，收获的是被到处废弃的车辆在低价竞争，在这么一种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型过程中，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也是我们的政府力图去避免的，包括了一些我们的小商贩的生计问题，我们就业问题，这样一些问题是有底价竞争所带来的一些副产品。
社区商业走向数字化的潮流似乎不可阻挡，在激烈的竞争中，会有赢家，也会有输家，而对于可能非常有可能会输掉竞争的小商小贩们，怎么样提高他们的竞争力，如何平衡他们的利益，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许可：我们不太可能去退到只有线下市场，没有线上市场的时代。重要做的事情是如何采取一种有序妥当的方法去帮助线下企业和线上公司进行竞争，比如可以基于一定的税收减免，在比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线下企业以比较低的价格拿到离社区最便利最方便的购物点。小商贩恰恰需要灵活性的，宽容性的这种一种政策，帮他们去最贴近消费者的方法去销售，给予这些小商贩一个自由摆摊的一个空间，给予更多的社会的扶持，帮他们过渡这个难关。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显然也不能是赢者通吃，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市场生态就会变得很垄断单调，最后是违反着市场经济的法则，也最终会让我们消费者成为受害者。但是面对互联网公司的成长，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走上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老路。因此，近一段时间人们对互联网公司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讨论争议，甚至批评，反而可能是一种进步，或许我们都该更加理性地为未来划出多赢的市场边界。
擦身而过，一眼对视，就让经验比较丰富的民警高一凡怀疑起刚偶遇到的似曾相识的陌生人。回到派出所后，他翻看了近几年的工作记录，果然在其中找到了一张特征极其相似的照片。高一凡在经过了近五个小时的走访、摸排，最终确定此人就是已潜逃十八年的在逃人员，调查掌握了他的活动轨迹后，将其抓获。上海普陀警方于本周一通报了这起抓捕案例。
河南南阳的李先生在饭店吃饭时购买的啤酒中了奖，拉环上的中奖信息数据显示：三元换购原样五百听。但兑换时却被商家告知换购的五百瓶市值五百毫升，不是指五百罐。该事件引发热议后，商家于本周一回应称，产品外包装上有字样解释，凭中奖拉环可以加三元换购一罐啤酒，同时表示将奖励李先生啤酒产品以示感谢。李先生谢绝了这份乌龙奖励，而自行兑换到了属于他的那一罐奖品。
不是在监狱服刑，就是骑着自行车在碰瓷儿的路上。李某在十年期间以这种形式敲诈勒索他人八十余次，还曾三次入狱。今年刑满释放不久的李某，再次向过往路人碰瓷儿，并勒索一万余元时，又一次被警方抓获。被捕后，李某以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为由辩解，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对此他被进行了专业鉴定，是不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结果显示李某并无意识障碍，这只是他的谎言。本周三，李某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罚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两千元。
“阳光正好，宝贝隐藏意不意外惊不惊喜？”视频中幽默的语言、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废品中寻宝的有趣经历，像河北邯郸一家中小型废品回收站的年轻老板刘阿楠走红网络。数年以来，刘阿楠在废品站里捡到过很多有意思的废弃品，虽然坏得多、好的少，发现的过程却总能给他和观众带来惊喜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后，他通过直播为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宣传，并将捡到的书籍陆续寄给偏远山区的学校或者需要的粉丝。他说：废品回收是让物品更好的发挥作用，这些书给有需要的人比当废品被用来造纸的价值高得多。
人们在普通的日子当中，不仅仅只有辛苦和努力，有时也会得到一些奖励。但是像李先生这样，以为得到了很大的奖励，结果五百听变成了五百毫升，这奖励迅速在内心里变成了添堵。这样的奖励是在玩一种什么样的游戏呢？而废品回收站的二十八岁老板小刘，虽然工作很辛苦，环境也谈不上好，但他的乐观和敬业却让他收获了九百万粉丝的关注，这种关注就是对他日常生活的一种奖励，越努力越幸运。祝刘老板变废为宝的粉丝早日超过一千万。
吾水信息平台发起人 任晓媛：我们当时走入一户人家的时候，就是那个阿姨她就会说，要不要喝水，然后我们看一下她的水，她就放在一个水窖里面，舀出来的水，就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颜色，她说这个水我们现在喝，但是这个桶装水，就只有在（节假日）小孩子们回来的时候，会给他们喝。
这是任晓媛及其公益团队“吾水MyH2O”探访的上千个村庄之一，也是饮用水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他们在去年暑期做过一次调研，294 份有效数据中，12.6% 的村民不对饮用水进行任何处理；而在有净水习惯的村民中，97.7% 是通过煮沸这一方式进行简单处理，只有 13.2% 的村民使用家用净水器。
吾水信息平台发起人 任晓媛：我们正真看到的有些人家，比如说他会弄一个水缸就是储水的，然后在里面养一条鱼，用这个鱼的死活，来判断这个水质好不好。包括有另外一户人家，就跟我们说，我们这边的水质越来越不好了，原来这个水特别轻松就做成豆腐，现在这个豆腐就点不成了，他就觉得是这个水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们会通过一些更本土化的方式，去来判断这个水质变化。
在两种肉眼看不出分别的水样中，各加入两种药片进行显色后发现，冲洗用水相较于自来水颜色更深，任晓媛据此推断，冲洗用水中含有更多氨氮。
吾水信息平台发起人 任晓媛：氨氮首先它自己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它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有可能会转化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是一个致癌物质。其实氨氮它也是一个指示性的指标，它指示着水里面可能有更多别的类型的有机物的污染，而像这种有机物的污染，哪怕你烧开了这个水，它这个污染都依然可能是存在的，不能够很容易去解决掉。除了水质本身之外，各个地方的硬件设施，也是有一定隐患，比如像我们去的一个小学，他们当地是有管网的，也能够水龙头开出来，这个管网可能在某一个环节出现了破损，因为出来的水，经常是带着泥土带着颜色的，会是浑浊的，但是那边的小孩他们一般一下课想喝水，谁会去沉淀很久，基本上就是开了水龙头就喝。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2005年组织全国农村饮水安全现状调查评估，全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有 3.2 亿人，尤其偏远农村地区的分散式饮用水安全问题难以进入大众视野，目前，国内针对这一问题的调查研究相对空白，农村安全供水图景尚处于迷雾之中。如何让自己和团队下沉到乡村，用专业力量帮助村民认识自己的饮用水安全，懂得维护水权益，是任晓媛迫切希望达到的目标。
吾水信息平台发起人 任晓媛：有很多人水会存个十几天，一直存着一直喝同一个缸里面的水，不经过任何清理怎么怎么样，这个其实会滋生很多细菌，当然村民可能没这种直观的感觉，我们就带了一个试纸，去来培养水里边的大肠杆菌，一培养起来就一片，他们就马上说，水里边居然还有这么多东西。把检测结果通过更可视化的，不管是颜色还是大肠杆菌培养出来的东西，都能够给他去看到，其实是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以影响他的行为。
和其它公益组织整租的住宅房中，团队五个人和实习生分时分段工作在这个不足13平米的房间里。他们采取社会化协作方式，以主动或被动方式联系各地大学生团队和其它社会组织，深入近千个村庄实地监测水质。可以说，在地组织察觉缺陷，而任晓媛团队则运用更专业的知识和社会资源，呈现更准确真实的饮水问题，并试图找到饮水安全的解决之道。12月中旬，因为在环境领域的有力探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她颁发30岁以下的2020年度“地球卫士青年奖”，全球共7位获得者。
吾水信息平台发起人 任晓媛：我们现在用得比较多的就是水站，基本上就是你刷卡去取水这样，为什么我们在乡村也愿意用这种水站呢？如果你每家每户装净水器的话，这个滤芯坏了谁来换？我们当时有一个团队，去大家家里检测出水前出水后，就滤芯前滤芯后的水，发现就是有的人家的滤芯一直不换，导致出来的水比进去的还脏，会有这种风险。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一个自负盈亏的东西，那么收上来的一部分费用，是可以覆盖重新换滤芯的成本，甚至这些额外的产出，能支持整个村庄的一些基本的建设；有一些社区里面有一些老人，可能没办法过来去取水，可能就会组织一些志愿者，去给这些老人去送水。
基于对饮用水的认知，任晓媛会鼓励大家最好能够降低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快递箱重复利用，家里则安装净水装置，过滤后直饮或接水烧开。她说，乡村更适合建立饮水站，压缩成本后，村民接一次水只花一块钱。这个带有强烈公共属性的水站，联动着村民的公共交流，也链接着其它公共问题的解决。但要做到有始有终她希望地方能给予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吾水信息平台发起人 任晓媛：因为有些时候跟村委沟通，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要来，你来这是干什么的，你是想处理问题还是你想找事的，哪怕当我们说，我们大家都希望给你们落地解决方案，有效解决实际问题，他们都会觉得我们这没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不需要你来解决，他们反而会觉得，我们去落地解决方案，代表他们有问题，我们落地的水站，就代表他们对外讲的时候，（担心）别人会觉得他们水不好。当然我们也遇到过非常积极热情的政府，就会出现这个当地政府，主动寻求到我们的支持，甚至愿意付费去采购相关的调研服务、解决方案的服务等等，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就能够正常的看到，其实有比较多的这种政府，还是愿意去做一些创新尝试。
事实上，任晓媛的环保探索，有着更早铺垫和对于真问题的穷追不舍。她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但一位老师引荐她不要只关注自我和成绩，还要关心他人、社区、社会和国家，引领她加入环保社团，这直接影响了她以后的研究方向。本科在美国学习物理，研究生在麻省理工攻读环境工程硕士之后，又一次被引荐关注别国的饮水问题，被鼓励进行公益创业，此时的她想起老家干涸的水井和被污水染过的土地，这才找到了一条由个人体悟推及公共关怀的公益之路。
吾水信息平台发起人 任晓媛：在我经常关注我自己个人的时候，我的世界就这么小，我经常可能愁一些比较小的事，今天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没考好，我刚才说那句话，那个人的眼神不太对，他是否不喜欢我。当我的世界变大的话，那些焦虑慢慢会被淡化，因为你会意识到，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在这，了解还有这样多的，主流的一些认知和主流的价值体系之外的关于世界的选择，如果我一直都是做这样的工作，我会很幸福。
一般人在家里看水质，只可以通过颜色或者味道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假如颜色和味道没有过大的异常，大家就觉得OK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像任晓媛这样用更专业的方式来让我们了解水质，关注社区水安全，才可能把危险更好地从我们身边赶走。
冬日的昆明阳光明媚，又一批学名红嘴鸥的候鸟飞抵春城，给整座城市带来了灵动和鲜活。作为昆明人的老朋友，红嘴鸥在当地也被直接称为海鸥，每年十月到次年三月都会如约而至。今年受疫情影响，喂红嘴鸥的人流不及往年，担心老朋友挨饿，便有人给它们点起了外卖。
外卖员 李梓杰：当时接到订单感觉有点奇怪，怎么会有喂海鸥的这种订单，但也还是过来喂了。因为接到订单的时候要拍照，拍照给顾客证实我们喂海鸥的过程，我们一个人拍，一个人过来喂。
外卖员 张四春：我接单到跟他（李梓杰）一起过来了，顾客下单，系统派单到我们手上。一般备注都是人在外地，回不来，十分喜爱海鸥，想来喂海鸥，就麻烦我们帮他买几袋鸥粮，到有海鸥的地方帮他喂一下海鸥，我们就正常过来，帮顾客买鸥粮，然后帮他喂。
近期，外卖小哥时不时就能接到给红嘴鸥送外卖的跑腿订单。这一切都源于年初，疫情影响下，红嘴鸥聚集的海埂大坝曾一度关闭。空无一人的大坝上盘旋着大批饥肠辘辘的红嘴鸥，虽然政府定点投喂，但热心的昆明人不忍心让这群小精灵饿肚子，于是，大坝一开放，就给它们点起了外卖。
昆明市民 张恒礼：我们喂红嘴鸥是出于同情，觉得它太可怜了，从西伯利亚来到这，从专家了解到，它们在路上要牺牲一半，我们觉得很可怜，但后来喂的时间长，我们就认为这个很可爱，在空中动作非常优美，吃饱了以后，站在这，动作也非常可爱。
喂了十多年红嘴鸥，张恒礼老人还清晰地记得这些年与它们的不解之缘。1985年，红嘴鸥首次成规模抵达昆明，身披白色羽毛、涂着红色双唇，它们在城市上空的舞姿已经深深印入了当地人的脑海中，喂红嘴鸥也成了昆明人冬季重要的休闲项目。
昆明市民 张恒礼：红嘴鸥进昆明其实就是从1985年就来了，那时候我们仍旧是在上班，就觉得很新奇。因为2005年那一年全球发生了禽流感，引起很多人的恐慌，海鸥来了以后就没有人再喂了，有一天我们在翠湖公园，看到海鸥在树上到处落得都是，没有人喂，我们觉得它很可怜，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两个就走出来喂它，一直到现在坚持了10多年了。
35年间，红嘴鸥给昆明的冬天带来了欢声笑语，昆明人也在尽力展示着人类的慷慨，希望用食物吸引红嘴鸥，让它们第二年还能从西伯利亚赶来赴约。此时，相对便宜、便于吸引它们拍照的面包、馒头等就成了游客的喂鸥首选。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杨晓君：实际上红嘴鸥是一种杂食性的鸟类，如果要是人们长期用这种面包，馒头来喂的话，营养的东西就明显缺乏缺少蛋白质脂肪，这样对红嘴鸥有一定影响的。
出于喜爱，人们哪怕点外卖都要让红嘴鸥吃饱，但作为应具备野外捕食能力的候鸟，人工投喂是否会改变其习性，进而破坏食物链平衡？同样是喜爱红嘴鸥的昆明人，研究鸟类多年的杨晓君，对于喂红嘴鸥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杨晓君：从我们一个鸟类学家观点上来看，人为投喂的话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为，我个人坚持认为，应该尽可能让它自然地去取食，取食自然里的鱼虾等等的这么多东西，对红嘴鸥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个问题，目前红嘴鸥数量已经很多，这些自然食物相对来讲就比较少，所以说人为的适量的补充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过分。
在林业部门推动下，当地研制了专门的红嘴鸥饲料。本周，记者在海埂大坝走访时发现，目前有16个摊位按政府指定价格出售鸥粮，但游客们也能自带食物喂鸥。如何在顺应野生动物本性和亲近红嘴鸥之间寻求平衡，仍是当地人思考的问题。
昆明市民 王鉴沔：海鸥跟我们建立了感情，我永远都会记着它们，永远喂它们，只要我能动，只要我能走路我就喂它们，反正我们给海鸥喂了有几十年了。
二零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这一年让人感觉又长又短，长是因为疫情很多人觉得难熬。而短是不管怎样，一转眼下一周就是二零二一年。虽然迎接新的一年，世界各地的活动不会像往年那么热闹，但是在人们的内心里或许比往年更加期待。新一年的到来可以带走疫情，带走人们心中的阴霾，不过这样一个时间段也要求我们每个人继续戴好口罩、勤洗手，让咱们一起期待着新的一年早点到来，也给我们大家带来所期待的更好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