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0年4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波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当月在安理会新冠肺炎疫会议发言中指出，中方已向包括安理会议程上所有国家在内的100多个国家提供不同形式的抗疫支持，包括援助医疗物资、分享防控经验、派出专家团队、协助商业采购等。“只要疫情没有消除，中方的支持就不会停止。”
第二批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组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常务副院长、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第二批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组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常务副院长、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裘云庆 图片来自：浙大一院
截至4月22日，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公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定诊出的病例187327例，累计死亡病例25085例。累计确诊人数位列欧洲第二，全球第三。
中国专家组是首批抵达意大利的国际援助者。在欧洲疫情“震中”，他们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中国把疫情控制下来了，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很想明白我们怎么样把它（疫情）控制下来的？”4月中旬，结束援意任务回国，仍在隔离中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一院）常务副院长裘云庆对封面新闻记者回忆“亚平宁抗疫”之旅时，颇有感慨。“我们去的时候，一天（确诊）5000多例。我说就像地板要拖干净，最重要的是关好水龙头，那要想控制住疫情就要早筛查，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2020年2月底至3月初，随着国内疫情趋缓，抗疫“下半场”移至海外。公开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从2月27日向伊朗派出首支医疗专家组以来，中国已累计向十多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
3月18日，裘云庆带领第二批中国赴意大利医疗专家组抵达仍处在疫情暴发期的亚平宁半岛。两周的行程中，他们两赴伦巴第大区疫情最严重的贝加莫市，向当地医院捐赠防护物资，介绍中国防控经验，并为在意华人华侨、留学生、中资机构等提供防控科普知识以及医疗咨询等帮助。
浙大一院传染病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科技部批准成立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著名传染病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担任主任，裘云庆担任副主任。2019年9月，由裘云庆主持编写标准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正式“落户”浙大一院。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裘云庆投身传染病研究和防控相关工作，经历SARS、甲型H1N1流感、H7N9流感历次疫情“大考”。在此次疫情中，他成为“打满全场”的传染病专家——1月19日，浙大一院收治了第一例输入性疑似病例，1月22日，受国家卫健委委派，他曾紧急赶赴山东指导、督查当地抗疫。3月中旬，他又主动报名，带队前往意大利支援抗疫。
“实际上，全世界来看，基本上两年左右会发生一次对人类很有威胁的传染病，像埃博拉，H7N9，H1N1等等。如果一种传染病如埃博拉在非洲流行，我们中国应该要主动派医生、研究人员出去，参与研究这个病该如何防、怎么治。” 30多年的传染病防治经历，让裘云庆始终对新发重大传染病保持高度警惕，并多次强调要建立“平战结合”的高水平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救治体系的建议。
在接受封面新闻专访时，裘云庆再次提出，所谓“平战结合”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医院要有快速收治突发传染病病人的能力，“平战结合病房平时收治一般病人，新的传染病来了，马上能够把病房腾出来收传染病。建设这样一个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救治体系很必要，我们肯定要重视，要加强。 ”
裘云庆：还在于我是传染病的专家，也是医院管理者，对传染病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熟悉。2018年，我曾向国家和省里（浙江省）都提过，必须要格外注意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应急体系建设。我自己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参加新冠肺炎救治、讨论、管理等等，所以我想我是较为贴切的。
封面新闻：我看到有关报道，专家组抵达第二天就到伦巴第大区政府，为意方开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面对面“深度咨询会”。怎么讨论了这么长时间？当地最希望从中国专家这里了解什么信息呢？
裘云庆：我们去的伦巴第大区是意大利疫情最厉害的地方。他们的医生对我们中国把快速疫情控制下来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或者是很想明白我们怎么样把它控制下来的，所以大家讨论的比较激烈。
因为他们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都是在急诊科，我们去的那天，共已接收了900多病人，很多都是上了呼吸机，所以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在这么大的工作量情况下，他们很想明白我们是怎么救治病人的。很多居民防护意识不强，要他们戴口罩好像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意大利不断的通过媒体给他们在讲，如要外出，必须戴好口罩，他们都觉得好奇怪。到后来他们也慢慢大多数人戴了，学了中国戴口罩这件事情。
裘云庆带领中国专家组赴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大区的贝加莫市，与当地最大的医院—Giovanni XXIII医院的医生交流。 图片来自：浙大一院
裘云庆：我们去的时候，意大利一天增加5000多例确定诊出的病例。我跟他们举例子，就像拖地板，水龙头没关好怎么拖干净？最重要是关水龙头。
他们就问我怎么关？我说就是“四早”，早筛查、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当时我发现，他们的隔离和治疗都做的不是很好，有一位医生说他妻子已诊断为新冠肺炎居家隔离，但他回家还是住一起，第二天他又去上班。然而在国内，这样的一种情况都是要隔离的。当地检测的能力也不足，大部分人得不到检测，医院的收治能力也有限，很多人出现症状之后都只能在家治疗。更可怕的是，院内感染防控做得不够，在医院里医务人员被感染的人不少。病房并没有按照传染病病房的要求隔离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医生通道和病人通道。办公室跟病房门是敞开的，医务人员可能直接面对污染，也没戴口罩，防护服也没穿。
在治疗方面，我们去的时候带了我们医院的《新冠肺炎防治手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临床经验》，还没有来得及翻译成意大利文，带了英文版，提供给他们。包括用什么药抗病毒治疗，用不用激素，呼吸机何时上，何时插管，怎么样使用ECMO。他们看了之后，觉得我们做得很细致，考虑的很周密。
裘云庆：其实他们医疗水平挺高，但是因为病人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我们看了一个病区，住了四十几个人，只有15个护士。重症病人很多，工作量太大，医疗防护资源又很紧张，很多工作没有做细致。
也有早期不够重视的因素，防控意识差，他们也有专家说过，（新冠肺炎）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大一点的流感。
封面新闻：意大利一度是全球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病死率曾经高达8%左右，远超全球中等水准。有观点认为，是因为意大利的老龄化程度比较高，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裘云庆：这是经常有人问的问题。意大利的老龄化肯定比我们高，相对来说病死率要高一点，但是也不会这么高。
我觉得意大利死亡率高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病人没有正真获得检测，“分母”变小了，所以病死率高了。还有一个原因，他们的轻症病人不住院，是在家隔离治疗的。有些时候，这个病进展的很快，现在也没有特效药，家里又没有相应的医疗设施，等到要住院时，可能已来不及了。
这次疫情之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采取了不同的防控措施，得到的效果也不完全一样，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欧洲一些国家经历过严重的疫情之后，当地人会更多的获得抗体，取得更好的“群体免疫”的效果，实际上，防控的成本更小，效果更好，您对此怎么看？
比如说乙脑，100个人感染了，但是只有几个人发病，就不会暴发。新冠肺炎为什么流行？因为这病显性感染多，就是100个人感染了，可能会出现90个人发病，发病率很高，表现为暴发。全世界现在是暴发的态势，也就说明，这个病是显性感染多，隐性感染少，该病的高发病率和高病死率，用群体免疫就很不合适。还有一点，假设一般人可能都会感染一次新冠病毒，那么肯定是越晚感染越好，因为有可能到那时特效药和疫苗都已经准备好了，不管是我们的祖国还是别的国家，各方面防控、救治的措施都已经很到位了，病死率肯定也不会那么高了。所以是不是用群体免疫，要看是什么病，病死率有多高。
封面新闻：您从事传染病防控和救治工作已经30多年了，也曾经多次向国家和浙江省提出关于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的有关政策建议。经过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您觉得需要更新传染病防控方面哪些思路和措施？
裘云庆：其实从全世界来看，基本上两年左右就会来一次很对人类很有威胁的传染病，比如埃博拉，H7N9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等，也都是死了很多人。所以在2018年我提出来，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很多传染病可能最开始不是发生在中国，但是要传到中国来可能就措手不及，所以
第二是要主动的出去。比如说，埃博拉在非洲流行，中国应该派医生和研究人员专门到国外去看看这个病该如何防治。我觉得对于新发、突发的重大传染病，国家应该建一些“平战结合”的医院——平常病房是治疗一般病人的，要是传染病来了，马上能够进入战时状态，把病房腾出来收传染病。实际上这次疫情之中，武汉也好，意大利也好，很多病房都不符合传染病病房的要求。
SARS之后，我觉得对传染病防控，总的来说还不够重视。我认为，要成立“平战结合”的新发突发传染病领导小组、应急小组和专家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评估历年和下一年度传染病疫情，制订应急防控制度和措施并进行演练。完善网络直报系统，加强监督检查，杜绝重大或新发传染病的缓报、漏报、瞒报或不公开现象。只有“平战结合”才不会浪费医疗资源。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的救治体系和防治体系要建立起来，要去重视，去加强。
这次疫情中，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领域的人才教育培训问题很受重视。浙大一院传染病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您认为，经历此疫之后，会有更多的学子报考传染病专业吗？
裘云庆：其实我担心报考传染病的学生会更少，因为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来，传染病风险太大了。
在我们医院，传染病是很受重视的科室，实力非常强，投入非常大，医务人员的收入，并不是整个医院最差的。但是比起很多其他的科室，实际上对于学生的吸引力没那么大。我起步搞传染病的时候，一个月补贴6块钱，那时候我每个月工资才40块多一点，所以补贴是很高的。但是现在搞传染病，待遇方面，工作环境方面，工作条件并不是很好，在基层医院传染科医生流失也很多。
此次中国向100多个国家提供不同形式的抗疫支持，包括分享防控经验、派出专家团队等等。您认为这对推动全球抗疫起了哪些作用？对国内的传染病的防控，又有哪些经验可以汲取？
裘云庆：我们为什么能去国外支援抗疫？因为我们疫情发生比他们早，又很快控制下来了，所以他们相信我们，欢迎我们，因为我们对疫情防控有经验，我们走过的弯路也能告诉他们，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次去了之后，我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强大了，医疗方面和国外相比，医疗设施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在理念上也有很大的改变，科研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许有的方面比他们做的更好，很多新的成果我们都已经做出来了。
另外一方面，这次疫情之中，全国开展了很多药物临床试验，但是因为国内的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可供入组研究的病人数量不足，报的项目实在太多，很多临床试验没有办法进行。我在意大利看到，也有很多药物临床试验项目，这些项目是从欧洲整体层面上推进的，参加的病人和国家非常多，这样可能最后有更好的临床试验结果。参考文献：
1、《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在安理会新冠肺炎疫会议上的发言》，外交部网站，2020年4月9日；
2、《提高浙江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我们还需要做什么》，青年时报，202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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