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其本质内容是科学发展引领未来，转变方式赢得未来。无论从下一轮产业革命还是收入分配角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迫在眉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三个层面，国家层面需要完成宏观政策、战略上的转变；企业层面需要向上竞争，抢占“微笑曲线”的高端；个人层面需要从勤劳傻干转向努力巧干。“十二五”期间需要采取综合配套政策，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逐渐完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局
“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有一个大的背景定位，首先我们要考虑“十二五”和“十一五”的异同。我个人有一个解读，即“十二五”和“十一五”保持了一些不变的东西，在不变的基础上又往前适当地推进了一步。具体而言，“十一五”以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十二五”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二者只有一些文字上格外的简单的差别。这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连续性，同时也与时俱进，指明了未来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当然，最具根本性、实质性的内容就是两条：
第一条，科学发展引领未来，着重要解决一个关于发展的指导思想的问题，未来我们要更加深入全面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我们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发展过快或者唯GDP、不科学发展带来的。所以“十二五”强调要从“十一五”初期的又快又好彻底向又好又快转变。颠倒这个顺序并不是玩文字游戏，我觉得就是中央特别强调了要好字当头，而不是快字当头。当然，我们正真看到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各省出台的“十二五”规划都是强调快，这可能就是各地还没有学习好或没有完全学到位。
第二条，转变方式，赢得未来。这一点有很深刻的含义。1995年以来中国就讲要转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十五六年过去了，而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则非常缓慢，并且积累了很多越来越复杂的矛盾。所以，在党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比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有更全面、更深远、更高的要求。然而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还是进步缓慢。于2010年2月份在中央党校讲课时突出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整个报告他用了五十个“加快”。因此，我深刻体会到，“十二五”规划完全就是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规划，一切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切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为什么说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为中央有出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深刻考虑。
从短期方面考虑，在2008年9月15日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政策应对受到普遍称赞，当然我们国家的经济也恢复得非常快，2010年7月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甚至公开说，中国的失业率已经恢复到了2008年9月15日之前的水平，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虽然这种恢复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它通过包括机电下乡、汽车刺激消费、家电补贴这些政策，强化了固有的经济结构，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恢复。
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这两年来美国、加拿大、欧盟，特别是北美和欧盟这两个重大的经济板块，其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的恢复不是太明显，都还停留在财务报表的修正这样一个层面，特别是他们的失业问题，都非常严峻。甚至有人幸灾乐祸，说国外经济没有中国好。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正在孕育一场新的产业革命。而我们还是在发展传统产业，长线越长，短线更短。从应对下一轮产业革命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长期方面考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收入分配有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增长全球一枝独秀，老百姓收入也快速增长，但不少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安全渡过“中等收入陷阱”。这就需要变革，包括我们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需要动态地、积极地、不断地调整优化，而不是僵化不变。
2009年，世界银行提出人均GDPl.1万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一个分水岭。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4100美元，乐观地估计，如果未来十年我国经济上涨的速度保持在9.5%到10%，再考虑汇率上升因素，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2万美元。但是在未来十到二十年的时间内，我们要争取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个历史任务仍非常艰巨。
具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阿根廷在1980年人均GDP为2000美元，到2009年其人均GDP为7980美元。1980年的1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4美元，即阿根廷1980年人均GDP折合成2009年就是8000美元，到了2009年还是7980美元，30年原地踏步，这就叫“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等是全世界的中等，这个中等是根据别的国家来定的，如果世界上划分为三类国家的话，中等的标准是由大家共同决定的。
过去的一百年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三个国家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都沦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够自拔，整个非洲也基本上都沦入“低收入陷阱”。当然还有“高收入陷阱”，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高收入陷阱”的国家。他们失去了十年，十年经济停滞不前，甚至负的增长，即将失去第二个十年，有人预测日本未来必将失去第三个十年，这就是“高收入陷阱”。
然而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可借鉴意义有限。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其成功模式对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可能就不合适。日本和韩国在二战之后完全为美国所左右，美国想让谁富谁就富，想让谁穷谁就穷。中国要想在21世纪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不认命的话，就要着力于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不断地升级、换代，不断地转变和提升自己。中国人勤劳不富裕，为什么？我们老喜欢给外国打工，贴牌、代工在经济发展初期是可以的，在外汇紧缺的情况下也可以，但要沉浸在这里面就不行。我们提供廉价的土地，对国内的环保没有约束，允许一些血汗工厂在国内存在，压着工人的工资不涨。工资涨了一点，不给工人上社会保险，付出的代价都是非常沉重的。所以，中国要想富裕，要想勤劳而富裕，就得看你做什么，我们现在是用几亿双鞋子、袜子和衬衣去换一架波音或者空客客机，如此勤劳怎能富有？
我们认为勤劳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但不能够解决致富和高收入的问题。作为一个国家是这样，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社会也是这样。勤劳就等于傻干，卖傻力气。现在是一个靠知识、技能、专利的时代，我们生产DVD，每一台机器都要付几美元、十几美元的专利费，人家就是不劳而获，我们只挣一点简单的加工费，所以需要改变我们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三个层面，即国家、企业和微观个体。国家层面就是宏观政策、战略上的转变。企业转变就是要转变过去向下竞争为往上竞争。什么叫向下竞争？比如一个一百美元订单，发达国家和越南拿走了九十美元或者九十八美元，把中国工人的工资压得很低，这就是向下竞争。向上竞争就是说你不能生产的东西我能生产，我想卖什么价钱就卖什么价钱。另外，市场能生产的，我生产的性能或者功能更加全，这就是向上竞争。向上竞争就要加大研发，加大品牌的建设，建设自己的营销体系，即“微笑曲线”的高端。
印度虽然在人均CDP方面比中国落后，但是印度立意比中国高远。中国是做世界的工厂，印度在做世界的办公室。世界工厂就是流血流汗，因为制造的是低端。当然也可以像日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靠制造业来立国，但是他们制造的都是高端，都是生产的母机。在办公室里工作肯定比在工厂、车间工作要好。
什么叫办公室？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现在美国的民用建筑都有摄像头，24小时要监测值班，美国60%的民用建筑的摄像头的监控现在都是印度人晚上来值班。印度和美国有时差，印度人上白班就是替美国人值夜班。人家看这摄像头，玻璃破了，或者有人破窗而入，或者哪冒烟了，或者哪个地方不该有的人进来了，抓起电线，拿起来就自动接通了美国的警察署，告诉说哪个街区、哪个大道，多少号建筑里面多少层出了什么事，美国就立马出警。再比如报税、医院的服务、写软件等，印度都参与其中。
“十二五”规划就是一切为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切依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后也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程度，作为检验各地“十二五”规划执行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有关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中央定位是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定位很高，也可以说是无以复加。
“十二五”期间具体的要求是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调节是什么？调节类似水龙头，可以开大一点也可以开小一点。改革是什么？改革是再塑型，再造型，那就是说在结构上必须有重大调整。金字塔型转变成橄榄型即为塑型。收入分配在“十二五”期间翻一番并不叫改革，翻一番，乘以2，这个金字塔还是一个金字塔，穷的照样穷，富的照样富，没有任何改革的含义。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的目的是什么？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收入差距的拉大是不可避免的。难道收入差距还要拉大？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快，贫困也有所缓解，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也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各种收入差距，包括贫富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无一是缩小的，都是扩大的。既然都是在扩大，你怎么能说已经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呢？什么叫共同富裕？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这才是共同富裕。日本不但成功地跃过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而且在经济起飞阶段就非常漂亮她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1950年，日本人均GDP不到200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人均GDP则达到7000美元，但是基尼系数最高的年份是0.35，最低的年份为0.22，现在为0.24左右。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接近0.5。
我国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差距1988年是设计控制在7倍，20世纪90年代控制在70倍，现在有的企业内部都已经达到370倍。日本的集体主义精神，比如说劳资，过去是终身雇佣，现在仍然是准终身雇佣，以及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以春斗秋斗形式体现的谈判机制，这一点值得借鉴学习。共同富裕不是政府做个决策或者发个文件就可以实现的，需要政府、企业、劳动者各方互相博弈，共同努力，尤其是在机制上要有保障。共同富裕有很多机制，并不是说靠、等一个文件。20世纪70、8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可能一个文件能解决很多问题。现在是一个公平的法制和政治环境，是一个多元主体互动的时代，有很多问题，即便七八个文件也解决得不理想。等、要、靠是实现不了共同富裕的。
首先，居民收入要实现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的增长要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这两个同步有区别，第一个同步侧重宏观。中国很多问题不是慢造成的，而是快造成的。快的同时其他方面没有协同跟进，没有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同步侧重微观，讲的是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利润提高的一个前提，但如果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而劳动报酬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还要下降，那就不合适。
实现这两个同步有两个机制。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对应两会机制，要通过两会机制来约束财政收入大大超过GDP增长的情况。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要靠工资集体协商谈判的机制来实现。从理论上讲，要做到这两个同步，我们就必须强调政府税收增长要和GDP同步、企业利润增长要和CDP同步。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3%，CDP增长10.3%，企业利润增长20%～40%，如果不用一种机制来约束，这两个同步就会流入形式。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说，美国救的穷人比例创造近二十年来的最高记录，为14.7%，美国人均GDP4万美元，还有这么多穷人。英国这一比例为18%，因为第一部济贫法是在英国产生的，其同情穷人的历史很长。1999年，我国城镇低保才救了千分之四的人。当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声音，说高收入个人所得税偷漏的比较多，中等收入都说交多了，不该交。那么谁来帮助穷人？美国和加拿大劳动者中有70%的人要交个人所得税，主要就是救穷人。中国有8亿劳动力，2010年，我们交税的人才为6900万。社会对于穷人还是应该富有同情心。社会主义可能能够消灭绝对贫困，但绝对消灭不了相对贫困。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发达，就是应该救助的相对贫困者越来越多，要培养富人和中等收入者对穷人有同情心，这是一个底层的文化。翻
教育是决定一个人在创收方面能走多远、能走多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是我国教育也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大学生失业。为什么不能上高职或者应用型强的专业？为什么学屠龙术？我们的家长总是教自己的孩子要中规中矩、墨守成规，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北京市的大学生选择创业的仅为千分之一，美国的大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选择合伙创业或者和他人创业的为25.6%，这就是差别，这不是政府能解决的。高校是培养猎人的，不是拿着猎枪等着分猎物的，我们大学生很多都是这样，这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失败。
“十二五”在“十一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基础上，又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出“5+1”，这个“1”就叫公共文化、体育。什么叫公共体育？奥运会、全运会，这个不叫公共体育，这个都是运动员，都是竞技体育，我们全民的体育素质没有提高。像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比60年代、70年代要少很多，就是说我们要发展的，是那种公共的文化和体育。把这“5+1”公共服务体系做好之后，就能够相应地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变相提高了我们的一些收入。
谈判很重要，要学会谈判，但是谈判有一个前提，即允许工人罢工。我们党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实际上广东的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就先走一步，在广东制定《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过去讲罢工不可以，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所有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罢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勉强说得过去。现在很多企业都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在民营企业里，如果不允许工人罢工，那我们工农联盟，我们站在哪一方？是不是得反思这个问题？
其实罢工并不可怕，它是为了一个更加和谐的目标。什么是和谐社会？一连串的妥协才能构成和谐社会，没有妥协哪来和谐？现在都是多元博弈的时代，如果每个人都一意孤行，都坚持自己的，不能做出让步，不能达到妥协，不能实现多元博弈，那怎么能够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过去我们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都是通的。我们说工人谈判或者工人罢工，不是把这个社会搞得更糟，而是要让它有一种发泄机制、表达机制，有一种维权的机制，所以不要用和谐来粉饰太平。只有妥协才有和谐，没有妥协就绝没有和谐。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为什么GDP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一降再降？我们就要较真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日本就是初次分配解决得好，然后再加上完美的再分配，所以日本的收入差距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二，丹麦收入差距全球最小。如果初次分配差距很大，再分配调节能力又很弱，就很难缩小收入差距。初次分配需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而再分配则要加大、注重公平的力度。
提出来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这几年没有上升反而下降。所以要努力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此外，要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增长的环境，促进机会的公平。城乡收入差距这么大主要还是农民工不能完全自由地流动。另外是最低工资。绝对数的最低工资没有一点意义。中国是以缔约国身份参加国际劳动组织的，也签了最低工资公约。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最低工资为当地平均工资的40%到60%，若按这个标准来定最低工资，中国到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是合格的。我国的最低工资是从当地平均薪资的16%开始起步的，2010年各地的最低工资都是当地平均薪资的20%左右。因此，在五年之内要实现我国最低工资达到联合国规定的40%到60%的水平还是一个有挑战的目标。
工资正常增长，那就是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机制。另外，拖欠工资去年又有所反弹。其实这很好解决，国外早就解决了。什么叫工资？英文是salary、wages，白领就拿salary，苦力就拿wages。为什么wages是W开头？week，就是每周，英国就是每周发工资。过去苦力都是每日发工资，干一天给你一天钱。英国苦力最长就是一周发一次工资，能拖欠吗？
有些老板说，按月付，干一个月拿到钱工人就走了，所以我要到年底给他。农民工本来是发日薪或者周薪的，结果给农民工实行年薪制，一年给他发一次，如果有几千工人，那一年就是几千万。一旦不过来，老板不就卷铺盖走人吗？因此，每周支付工资就能解决拖欠问题，发不了工资就不要让工人干活。
中国的社会保险还不能全国自由地接续，我们要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但是现在社会保险方面就是在制造“N个中国”。一个省就是一个中国，四川的农民工到广东打工，你交了社会保险，最后走的时候只能带走个人账户，社会统筹也不给你。深圳就想把这个钱拿下来，你只要不愿意克扣农民工的一分钱，这钱是能算清楚的，把个人账户的钱也退给他。你为何需要克扣他的钱？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监督，要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理性地长期地监督。作为公民要知道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例如在欧盟主权国家之间，社会保险关系都可以自由转接，一切以人为本，不分国籍。咱们在各省之间都不行，还是我们党垂直领导的，不是分权的这种体制下，应该说我们有很好的政治优势，但是我们实际上，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甚至还是处于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